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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公共警告权力清单制度的必要性

更新时间:2018-11-20来源:www.eeelw.com 责任编辑:三亿bet365九州平台网

 无论从公共警告的动态角度厘定其性质,还是从公共警告的静态角度厘定其性质,最终目的是使公共警告在权力清单下合理运行,使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的关系在简政放权的模式下被重新审视与定位。但是公共警告自身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复杂性,都给准确界定其属性留下了不稳定空间。公允论之,笔者赞同公共警告属于行政事实行为的论点。不过,公共警告性质界定的不同观点属于理论上的争论,是纸面上观点的较量,而公共警告本身却是实践层面上活生生的一种行政机制,对它的定位应该更加侧重于可操作性程度。公共警告虽属于行政事实行为,但是真正需要我们解决的却是因它所引起的一系列伴随性问题,例如因公共警告失误,受损企业该找谁赔偿(补偿)的问题。因而,笔者认为,对公共警告性质的界定固然重要,但却不可因噎废食,影响了我们对于这种权力行使方式的规制和救济。我们应该用包容性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从它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将研究的视线投向其动态的运作体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

从公共警告建立的初始目的出发,论及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最后从权力规制的角度论证建立公共警告权利清单制度的必要性和初步构想。

(一)风险社会危机防控的需要

    近现代以来,自由主义的思潮盛行,与此同时,伴随着的是市场经济的活跃。于是人们越来越推崇有限政府,希望政府“观看”市场经济的运作,而不是“插手”。但是自由是有边界的,应在社会公众安宁的范围内运行。自由社会的到来,导致“熟人社会”解体,也便意味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人们越来越依赖政治国家的公共服务。出于“风险预控”的需要,这就有必要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协调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政府为人民提供必要的生存照顾,可以达到社会稳定,从而实现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两者的双赢。

     “生存照顾理念”是对公共服务理念的拓展与深化,其本质是一种行政给付,由德国公法学者福斯多夫最早提出,其有助于更好地完善社会保障,建立福利国家。[关于风险社会的详细论述可参见:陈新民:《公法学札记》,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61-63页。徐信贵:《公共警告:一种新兴的公共治理方式》.《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徐信贵:《政府公共警告的公法阐释及其可诉性探讨》,《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公共警告与权力清单存在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是政府在深化改革的道路上推行简政放权的一种有利手段。简政放权是基于奥卡姆原理——“切勿浪费较多的东西去做由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 关于“奥卡姆剃刀”原理可参见:郭人菡:《基于“权力清单”、www.EEElw.coM“权利清单”和“负面清单”的简政放权模式分析》,《行政与法》,2014年第7期。]”即追求一种相对优势权力,以最少的行政权达到善治的目的。而公共警告的最终目的也是达到善治的效果。

(二)风险的“隐蔽性”与消费者的“无知性”

风险往往具有潜在性和隐蔽性,一旦发生又多半具有严重性与广泛性。信息的搜集依赖知识和设备,公众自身对风险的预知比较局限,即便知道也往往首先质疑自己的结果,因此常常处于信息搜集弱势地位。市场的自发性和消费者的无知性,隐含着一系列的矛盾,当危险即将发生或者必然发生,但政府又来不及采取控制手段,或者采取控制手段成本巨大时,通过发布公共警告使公众自行避免无疑是一项及时并且成本最低的做法,从另一角度来说建立公共警告制度是政府简政放权的一种逆向思维,符合奥卡姆原理。例如:在今年这个“红包春节”里,出现了不法分子利用微信AA红包骗钱的情况,公安部及时在中国消费网及其他媒体平台发布警示,将是否选择使用微信AA红包的自主选择权赋予人民群众,动用了最少的行政资本却及时有效地维护了公众的财产权,达到了善治的效果。

(三)受损主体的维权渴求

    在我国,公共警告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法学概念,尚处于性质定位的模糊阶段,法律规制的缺失阶段。其自身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性,运用得好就如同具备策略与智慧的雅典娜,可有效降低公众在危机面前的受损几率,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成为庇护公众安居乐业的保护神。运用不当,就如同冲动可怕的阿瑞斯,极易沦为行政机关满足公权力欲望的征服者,成为滥用权力的保护伞。与此同时,受损主体又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难于救济自己的损失。比如,在“豫花毒面粉事件”中,黄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豫花面粉进行检测后,未对检测结果进行上报,做进一步复查,也未经上级机关批准就擅自对外公布检测结果,无疑不符合法定程序。由于这一“莽撞”的做法,该事件更是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重点,于是好好的优质民营企业被越描越黑,面临破产的危险。处于弱势的民营企业从建立到稳固再到壮大,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忍受了创业兴业的辛酸,然而一个来自政府的公共警告,就能够把它的成就全部否定,推向死亡的边缘,它受到了无形的不公平,它需要被救济,法律应该为他们创造维权的平台。同样“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最后虽真相大白,还给了农夫山泉和统一企业一个公道,但是公道的背后难道是精神上的道歉就可以草草收场吗,几个亿的亏损又该由谁来弥补?面对受损主体的维权渴求,“执法失误”不应该仅仅以“道歉”二字收场,更重要的是进行实质性的物质填补,因此面对受损主体的维权渴求,极有必要落实公共警告的权力清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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